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

　　詩歌的開始，使用了虛中帶實的手法，概言自己在宮禁中的生活和感受。翰林院、集賢殿都在宮禁中，故言“晨趨紫禁中”。從表面看，又是“紫禁”，又是“金門”，不僅說明職務之重要，還更帶有一種顯赫的威勢、甚至炫耀的口吻。的確，當時翰林供奉的地位是十分重要而又顯赫的。據《新唐書·百官志》載，玄宗初，置翰林待詔，以張說、陸堅、張九齡等為之，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。既又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，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敕。開元二十六年（738）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，專掌內命，包括拜免將相、號令征伐諸大事。以后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，所以當時有“號為內相”或“天子私人”之稱。李白夙懷“申管晏之談，謀帝王之術，奮其智能，愿為輔弼，使寰區大定，海縣清一”（《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》）的宏圖，當他被詔供奉翰林時，內心是異常激動的，而且初入宮禁時，他也的確曾為自己所受的殊寵與顯赫的地位而自豪。他在《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二首》其一中曾以自詡的口吻說：“天門九重謁圣人，龍顏一解四海春。彤庭左右呼萬歲，拜賀明主收沉淪。翰林秉筆回英盼，麟閣崢嶸誰可見？承恩初入銀臺門，著書獨在金鑾殿。龍駒雕鐙白玉鞍，象床綺席黃金盤。當時笑我微賤者，卻來請謁為交歡。”然而，時隔不久，當李白發現現實并非如此，這種天真浪漫的情緒也就慚慚消沉了。所以盡管這兩句詩表面上帶有顯赫的威勢和炫耀的語氣，但從“晨趨”與“夕待”兩個詞中，已向我們暗示了一種投閑置散而又焦慮如焚的心態。可以說“晨趨”、“夕待”也正是李白自入宮禁以來的形象寫照。

　　接下來具體寫投閑置散的讀書生活：這幾句的意思是說：我博覽珍秘的群書，深入鉆研其中的奧妙所在；如果發現有只言片語恰恰道出心曲之事，便會樂不自持、掩卷而笑。這幾句寫得輕松自如，可謂一片清機。但是，這種輕閑的讀書生活與一個身居翰林供奉之職的人來說，卻是極不協調、極不相稱的。作為翰林供奉本來所應該做的事，已如前述，而事實上李白入宮之后，只不過被視為文學弄臣，是供奉帝王后妃遣興愉樂的玩物。這對于李白來說，是痛心的，也更是悲哀的。

　　“青蠅”句本陳子昂《宴胡楚真禁所》詩：“青蠅一相點，白璧遂成冤。”“白雪”句本宋玉《對楚王問》：“其為《陽春》《白雪》，國中屬而和者，不過數十人。”這兩句在章法上是上承“片言”二字，可以說是“片言”的具體內容。這兩句是說：我本來就是愛好自由，無拘無束之人，可每每總是遭到心胸狹隘之人的責罵。這是上承“會心”二字，從古人的至理名言中，領悟到自身遭遇的緣由所在。李白本是性格傲岸，行為放達不拘之人，但是入宮之后，卻遭到高力士、張垍等奸臣的嫉妒與讒毀。“丑正同列，害能成謗，格言不入，帝用疏之”（李陽冰《草堂集序》），愈來愈受到皇帝的疏遠與冷落。李白在《感遇四首》其四中也說：“宋玉事楚王，立身本高潔。巫山賦彩云，郢路歌白雪。舉國莫能和，巴人皆卷舌。一惑登徒言，恩情遂中絕。”盡管此時“恩情”尚未完全中絕，但李白早已預感到了。嚴酷現實的打擊，迫使詩人不能不考慮自己的前程與人格的完善，因而詩歌的下半部分，就著重表白對另一種生活的渴望與追求。

　　局促在宮禁之中，整日在嫉妒與讒毀中度日，不僅是對人格的迫害，也是對人性的壓抑。此時此刻，詩人不禁回憶起昔日委運自然、遨游林壑的布衣生活。那是何等的愜意：在大自然的懷抱里，面對明媚的云天與幽靜的林壑，清風徐來，倚欄長嘯。一個“閑”字，道出了詩人的心境與大自然相融合的契機所在。

　　接下來詩人繼續寫道：這兩句反映了李白對嚴光和謝靈運的企慕，希望自己將來能象他們那樣，擺脫世俗的煩惱，寄跡林下，度安閑隱逸的生活。因而詩歌的最后兩句說：“功成謝人間，從此一投釣。”功成身退，是李白為自己設計的人生道路，也是他畢生的生活理想。他早在二十七歲時所寫的《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》中就表示過：“奮其智能，愿為輔弼，使寰區大定，海縣清一。事君之道成，榮親之義畢，然后與陶朱、留侯浮五湖、戲滄州，不足為難矣。”其《駕去溫泉宮后贈楊山人》詩亦云：“待吾盡節報明主，然后相攜臥白云。”可以看出，李白對理想信念的追求是何等的執著，盡管在遭讒受謗，皇帝疏遠的情況下，仍抱定功成然后身退的信念。因而在政治上的期待，暫時戰勝了寄跡林下的愿望。但是，如果換一個角度來看，即從李白此時的心態與他初入宮禁時相比，則可以明顯看出其心理的變化。上文所引《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》詩中，已可以看出詩人當初那種春風得意、喜不自勝的情態。此外，李白在《效古二首》其一中也以相同的情調寫道：“朝入天苑中，謁帝蓬萊宮。青山映輦道，碧樹搖煙空。謬題金閨籍，得與銀臺通。待詔奉明主，抽毫頌清風。……快意切為樂，列筵坐群公。光景不可留，生世如轉蓬。早達勝晚遇，羞比垂釣翁。”但是此時此刻，詩人已不再是“羞比垂釣翁”，而是希望要在“功成”之后，決絕地表示“從此一投釣”，要像嚴光那樣，遠離塵囂，過著安閑自樂的隱居生活。

　　總之，這首詩突出表現了詩人那傲岸不屈、不同流俗的高潔品質，其中有對好佞小人的斥責，也有對自身遭遇及仕途的深深憂慮。盡管詩人此時仍懷有建功立業的愿望，對朝廷也還抱有一線的希望，但此后不久，詩人尚未及“功成”，便憤然離開了朝廷，踏上了自得其樂的布衣漫游生涯。可以說這首詩正是李白在長安為官時期心理轉變的一個重要標志。

　　這是一首“言懷”之作，像是在同“諸學士”們娓娓而談。它一反李白所常用的那種奔放的激情與奇特的夸張，而是將眼前之事及心中之想如實地一一道來，在婉轉清爽的背后，蘊籍著十分深刻而又復雜的情感。這一特點的形成，與詩人當時所處的地位及其所特有的心理狀態是密不可分的。